《异见》杂志丨保守主义正在重新书写战后欧洲史

摘要: 欧洲曾引以为傲的一体化进程和战后重建本质为何?这些战略闪现着民主、自由、团结等光辉的人文主义价值追求,亦或不过是保守主义包裹下的产物?本文从欧洲保守主义这一当下热议话题出发,分析学界的多种历史视角,以期加深对现实的思考。

12-17 14:01 陈默涵 译 首页 经略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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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正在重新书写战后欧洲史


译:陈默涵



去年夏天,当关于英国脱欧的激烈讨论展开时,每个人都想到了战后的年代。《纽约时报》宣称:“不列颠动摇了战后秩序”。“废弃了对战后经济和政治秩序”,《福布斯》如是称道。对许多改革派而言,战后国际主义的式微似乎尤其值得警惕。政治学家谢里?贝曼(Sheri Berman)在《华盛顿邮报》中的声明说出了他们的想法。她提出,前所未有的欧洲国家合作已成为二战后福利国家勇敢扩张的必要基础,因而,一体化的终结会加快经济布局的崩溃,固化进一步的紧缩和分配不均。


进步主义的对手们讲法完全不同。他们称战后的福利是民族国家的功绩;欧盟和它的那帮未经选举直接产生的官僚并不是这革新成果的来源,反而是扼制进步的保守力量。以政治理论学者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或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观点而言,这样的替代叙述意味着英国脱欧提供了促进福利的全新机会。英国可以抵挡住欧盟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主要体现在近来处理希腊问题的紧缩政策),谴责欧盟不民主的体制,与此同时复兴大众政治。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其实应当被解散而不是被捍卫。


一波新的学界观点开始证成这一激进的历史叙述。现在有一些学者称,欧洲一体化与战后广泛的重建是保守主义的项目,它意在固化传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级。在这层叙述中,欧洲重生的缔造者并不是进步民主派,而是一群鼓吹自由市场的狂热分子和极端保守的基督徒。他们所信奉的观念和所建立的机构不仅力图遏制毁灭性的民族情绪,还谋求维持经济的不平等状态、压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在公共领域形成基督教的优先地位。最让人惊讶的是,这群保守主义者被认为确立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进步主义遗产,那就是对人权的珍视被视为欧洲秩序的核心,这些保守主义者主张它是与限制社会改革和大众民主的努力紧密联系的。


然而如果这些工作符合塔克与施特雷克的历史假设,它们对支持现在得出的教训的作用很有限。对战后年月的重新描绘完全不能说明降低欧盟影响可使进步主义政治重获新生。其实,这一新学派中的历史学家指出,战后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圣战者(crusaders)”们常常不能达成他们的保守主义目标,因而间接地质疑了国际组织的能力。尽管付出了艰巨努力,他们并没有能够削弱福利国家,有时甚至还强化了它。只有在国家层面成功之后,欧盟才能成为保守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今天,欧盟给渴望指责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左翼立了个枪靶,左翼可以轻松地指摘被资本牵着鼻子走、未经民主选举的官僚领导。但如果历史学家是正确的,这种说法寓味着对更严峻的现实的偏离。当欧盟崭露上升势头时,进步主义其实已经输了。


欧洲人权法院(ECHR)发布的争议性裁决日益增


新学派中最有抱负、最有力度的研究当属马克?杜兰蒂(Marco Duranti)的《保守人权革命》(The Conservative Human Rights Revolution)。杜兰蒂对政治和机构历史的详尽记录重构了二战后建起欧洲人权法院(ECHR)的保守派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那跨越多国的运动。依杜兰蒂来看,这项人权运动是欧洲一体化的中心。ECHR不仅仅如欧洲共同市场一类了不起的经济机构,还是战后政治图景的最高点。它还是一体化进程中最大胆的试验。五十年代设立了ECHR的欧洲人权公约是第一部超越国家主权的司法规定。


综合研究无数组成ECHR的会议、会谈和条约后,杜兰蒂将三个关键群体纳入了战后一体化的中心。首先是欧洲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杜兰蒂让人意外地将他定位为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体化倡导者。丘吉尔成长于帝国扩张的顶峰时期,他坚信欧洲是文明的典范。他称道,欧洲的优越性不止源于族群,还源自法律。法律赋予了欧洲人去统治“不开化”的非洲和亚洲的权利与责任。丘吉尔和他同时代的人希望通过建立泛欧洲的法院来重塑欧洲在全球的权威,“让欧洲的光芒普照世界”。因此,他们花了很大功夫确保这些新的人权规定只适用于欧洲人,在公约的第56条明确规定应由各国政府自己决定是否在其殖民地内沿用或部分沿用相关权利的规定。这样就保证了没有非洲或是亚洲的臣民可以通过新成立的法院来挑战帝国的压迫。


第二个倡导ECHR的重要群体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尤其是其中年轻的英国政治家(后来的内政大臣)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David Maxwell Fyfe)。法伊夫认为国家权力的任何扩张,不管程度多小,都近乎纳粹主义。“工党对推动钢铁产业的国有化的努力,”他在一次演讲中怒喝道,“会让英国迈向极权政府。”这种恐惧并不是偶然。纵观英国历史,法院常常做出驳回福利项目的裁决,认为这些项目是对尊严或私产的侵犯,而盲目相信自由放任主义的人希望一个国际法院的建立能阻挡大陆那头的社会主义。如果他们不能当选,至少他们还能减轻后果。


保守天主教派,尤其是来自法国的那些人,是这个联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群体。受浓厚的宗教信仰(有时候还有反犹太主义)驱动,法国的新闻届人士如路易?萨勒龙(Louis Salleron)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反世俗、反个人主义以及反社会主义的秩序。他们担心民族国家已成为强加世俗(且往往是犹太的)概念的工具,是为了寻求在教育和道德之上绝对的权威。一种超国家的架构或许可以减小国家权力,保留基督徒在公共领域的支配地位。天主教派的ECHR倡导者因此想要确定对“权利”的定义,包括比如说,基督教教育获得公共资金的权利。


不出所料,从这片保守主义土壤中长出的树不可能结出有多么平等主义的果实。杜兰蒂提出,保守主义者确实在努力保护世界不受卷土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和转移阵地的共产主义影响,他们大多把一体化看做对社会主义者和反殖民社会活动家的遏止。最让人担心的是,丘吉尔以及他同时代的人们对民主论调的反复呼吁常常为独裁主义提供掩护。举例而言,很多人希望新成立的法院可以纳入佛朗哥独裁下的西班牙(当时它在ECHR的成员地位备受争议),或者可以释放协助纳粹占领的被关押的法国领导。诚然,杜兰蒂经常指出这些议程比它们所替代的法西斯秩序更可取。但降低的期望标准只能突出战后保守派的目标那让人担忧的本质。


英国社会运动组织呼吁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

如果说这样的梳理仍不足以让人担忧,还有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的《基督教人权》(Christian Human Rights),这部同样挑衅性的理解欧洲战后秩序的作品。它讲述的是更为灰暗的故事。在莫恩的论述中,战后人权保护的兴盛标志着保守主义的胜利。杜兰蒂描绘了松散、多样的意识形态集合,与他不同的是,莫恩聚焦于单个群体,即极端保守的基督徒。他将他们描述成人权和战后秩序整体的真正缔造者。这些反自由主义者负责以他们非自由主义的构图塑造欧洲及跨国机构。


依莫恩来看,战后年代的种子是在1917年埋下的,以作为对布尔什维克突然占领圣彼得堡的回应,而非是在1945年。作为第一个建立在无神论上的现代国家,苏联引起了一波基督教反共产主义的大动员。从巴黎到罗马到维也纳,全欧洲的基督徒热情拥抱任何看起来能阻挡共产党对“传统价值观”(比如私有财产保护、基督教育的自治以及男性的优越地位)的攻击的人。在二战前与二战中,这个纽带主要由信基督教的权威(比如奥地利的独裁政府或是法国通敌的维希政府)和法西斯分子发展而来。自由主义民主看起来太世俗、太现代了,同时太过个人主义,不能够对抗实实在在的敌人。战后,天主教徒(联合一些保守的新教徒队友)重新规划了他们的应办事项,重拾曾不被接受的人权和民主政治的话语。他们在基督教的民主党派中重获地位,在欧洲大陆上赢得选举,还推销他们所想的战后愿景。这愿景中,女性不能拥有平等的权利,家庭的神圣被大力推崇。在这种论调中,战后欧洲的人权机制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基督徒在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上的地位。


莫恩认为,在对这种反世俗的权利诉求的阐释上,没人比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顿(Jacques Maritain)更清楚。他是这个年代在这个话题上最有名的作者。马里顿提醒道,“天主教,应当成为真正的人权先锋和人类自由的守护者。它以上帝祂本身的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无知粗俗的阶级斗争。”正是因为部分受了他的影响,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42年宣布了对“人类不可忘却的权利”的支持以及在1944年宣布了对民主的支持。教皇和他的信众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文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传统而支持这些概念,而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最有希望打败共产党的世俗主义。战后,这种精神深刻影响着跨国一体化进程,其中包括欧洲人权委员会做的诸多工作。委员会少数几个重要的决议之一便是基于对其原则构成“对(欧洲)基本秩序的侵犯”的认定而允许西德政府在1957年取缔那一小个共产主义政党。这并非偶然。


不出所料,杜兰蒂和莫恩对讨论主体的不同选择导向了不同的规范性结论。杜兰蒂虽然对丘吉尔等人令人不安的盲点和种族歧视认识清晰,但同时也认可他们的成就。他说,与执着于通过技术官僚的经济管理限制大众的当代欧洲精英不同,人权保守派追求的是通过丘吉尔口中的“民主化的欧洲文明(democratic European Civilization)”的“精神价值观(spiritual values)”,尤其是多元主义和法治的坚守,来建立真正的泛大陆的政治团结。与之相对,莫恩则不那么温和。他对战后基督徒的审视是尖刻的。他写道,冷战早期的欧洲“本质上标记着基督教理念,……因而惧怕威胁,担忧罪行,对人类前途抱着宿命论”。但不管他们最终评价如何,两位作者都进行了相似且有说服力的历史记录:战后欧洲的一体化,尤其是人权机制,是高度保守的。

       

杜兰蒂和莫恩对战后神话的矫正十分有力,但他们对我们当下而言意义含糊。尽管左翼脱欧派和他们的盟友希望重回国家主义的欧洲能够带来新的平等主义,历史并不如此。虽然杜兰蒂和莫恩只略微提及了这一事实,他们的作品仍阐述了一体化对欧洲福利和经济分配的作用无足轻重。如果保守主义者之后能够通过跨国的一体化推动新自由主义,那也不是因为机构的内涵,而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国内选举和意识形态之争。

       

虽然杜兰蒂见解精到,对历史的重构让人印象深刻,他的书绕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说到底,这个保守派的人权机制造成了多大影响?杜兰蒂认为同一市场创设的经济秩序是次要的。欧洲人权公约和它所设立的法院没有改变欧洲大陆的法律秩序。欧洲人权委员会早期很清楚自身合法性的脆弱,主张的内容主要是依据各国国内政府的决定。尽管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等人对人权法院满怀希望,它并没有削减社会民主项目,也没有使基督教教育获得对公共资金的广泛权利。每个人都认识到“欧洲”不能够否决国内议会的决议,而人权法院通常不过是在重复民族国家的用词。人权法院还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使其裁决对国内争端起到更强势的作用。

     

即使当人权法院的缔造者掌权时,他们仍采用克制的保守派议程。比如说,在1951年重回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和他的保守派内阁没有废止前任工党规定的改革政策。事实上,他们甚至都没想加入初具雏形的欧洲共同体,认为这么做对促进国内事务发展作用有限。虽然50年代的保守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独裁”力量充满敌意,他们意识到一些政府主导的福利项目实在广受支持,以至于不能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司法决议予以废除。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许多保守派的心愿就只能一直是心愿而已。保守派及其崇高的理念一直易受选举政治的影响,从未战胜过主流国内情感,他们建立的法院对抑制国家福利增长上收效甚微。

       

至少在经济分配方面,莫恩叙事中的主角——几乎统领全西欧的基督教民主派——最出色地展现了保守国际主义的弱点。莫恩很好地跟踪了这一群体在性别、教育以及宗教上开的倒车,但他没有提到,保守基督教民主派比如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设立了欧洲历史上覆盖面最广的福利项目。在他们在任的那么多年间,阿登纳与奥地利、比利时等地的同胞一起开创了全民退休津贴,加强联盟在产业联系上的作用,还建立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公共住房项目。这些措施当然还永远达不到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消灭资本主义霸权那样的激进程度。它们也并不出于对社会正义的尊重。这些措施只是为了将工人们吸纳入基督徒主导的资产阶级群体,以防止他们的激进化。但站在有利位置上,从今日让人沮丧的政治出路上看,我们可能会认识到这些政策的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尽管基督教民主派是保守的,他们非常愿意在国内层面制定改革方案。

       

一体化理念的高调和它成果间的最初落差说明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欧洲一体化有多需要变革,从而使欧盟这样的组织积聚力量,展现新自由主义。保守派富有创造力,擅长构思新的跨国组织架构,但他们的成功往往取决于是否赢得国内政治斗争。在国家层面的社会民主议程失败后,欧洲的机构继续作为经济紧缩政策的工具而存在。这并非巧合。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产业转型期间,再分配政策的受欢迎程度急剧下降。基于这种情绪,保守派建成了新的、强大的、丘吉尔法耶夫等人只能在梦里想想的国内政治联盟。正是依靠这股08年经济不景气后仍在上升的国内力量,他们的议程才在真正的泛欧洲层面具备了可行性。在操纵欧盟运作的并不只有一帮面目模糊的官僚和金融家。这些人是由国内选举出的政府派到各自职位上的。


欧洲“向右转”

上述历史背景在左倾的欧洲怀疑论者发起的猛烈进攻中往往是缺失的。他们将国家主权视作对抗经济紧缩的堡垒。即使有人无视由“回归”民族国家做后盾的排外情绪,他也仍将本末倒置。左派先是在国家层面被击败,这场失败进而使得泛欧洲机构得以扩张权力。近代的欧盟没有实施紧缩是因为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影子存在。它那样做是因为它的主要组成国——其实就是德国——正由致力于私有化和预算平衡的财政鹰派统治。

       

这一现实告诉我们,应小心看待后欧盟世界的经济再分配前景。国际组织,至少是民主政体组成的那些组织,很少跨过各国国内选民设置的底线。现实很暗淡。只要手头现金充裕的德国投票人继续不愿资助希腊脱困,欧盟也不能防止各国间财富更平等主义的转移。同样的,只要英国大多数人还愿意投票支持实施紧缩的机构,我们很难看出为何回归国家主权会打开社会主义复兴之门。因欧盟的低效而指责技术官僚和新自由主义精英总是容易且正确,指出推动他们行动的大众施加的压力则不那么简单。

       

聚焦于战后年代会让我们不再关注最近民族主义和经济紧缩的融合。当下,国家主权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国际主义最明显的怀疑者是右翼民粹分子,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丘吉尔一类的战后保守派赞颂超越国境的人权,而他们的后辈则通过鼓吹民族主义来推动经济和政治议程。没人比丘吉尔本人的继承人,保守派领袖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更能代表这一趋势。举例而言,当她在最近一次托利党会议中发言承诺打倒“人权律师”和他们宣称的对国家主权的侵犯时,现场爆发出了最热烈的掌声。考虑到这一转变,我们尚不清楚打破欧盟管理精英的锁链是否可以为改革派政治增添活力。如果说英国脱欧预兆着什么的话,移除一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只可能会引发又一个由国内选举成果和更具政治色彩的力量支撑的后果。

     

这样一来,我们最紧迫的任务便不是去理解战后欧洲带来的教训,而是认识到这片大陆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集合已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如何解释新自由主义概念与民族国家的结合?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些最不愿意为同胞们花钱的人同时又是最关心保护祖国边界的人?欧洲道德组成的巨变、欧洲国家恐怖袭击的增长、对战争动员记忆的淡忘、变化的全球经济和贸易机制以及对共产主义侵占的恐惧的渐渐消退都可以作为一定的理由。但不管原因如何,左派已因此而远不能够发展出一套一致的回应来对待右派经济紧缩与种族民族主义的复杂混合体,且一旦我们想从战后年月找点灵感,就会碰壁。


文章来源

Udi Greenburg, Against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Dissent, Spring 2017.


网络链接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conservative-internationalism-review-marco-duranti-samuel-moyn-christian-human-rights


编辑:权思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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