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的土匪,只因为看了一眼100年前的小学课本!竟成了当今中国的侠客……

摘要: 他曾自认是个“土匪”,机缘巧合,因为看了一眼,中国100年前的小学课本,竟成了当今中国的侠客,走在了正义的路

10-11 23:14 首页 德国优才计划


他曾自认是个“土匪”,

机缘巧合,因为看了一眼,

中国100年前的小学课本,

竟成了当今中国的侠客,

走在了正义的路上,

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就是邓康延



1958年,邓康延生于陕西西安,

父母都是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

儿时他是在北京长大的,

6岁半才回到西安上学。

他说自己是个“土匪”,

因为满口京腔,

其他孩子都叫他“北京猴”,欺负他,

他也不示弱,就“打死仗”,

人家把他按在地上,他无力挣扎,

就恶狠狠地掐对方脖子。


看他实在太过调皮,

同住一个院子的老大哥,

担心地对他说:

你不能整天都出去疯跑、打架啊。

还把自家的书借给他看,

从此他仿佛就脱了胎换了骨,

如果不是因为老大哥,

他可能早就变成一个,

不知长进的混混了。


他所出生的时代经历过大跃进,

也遇上过可怕的三年大饥荒,
好不容易上学了,又碰上文革,
正读石木水火的课本被急停,
老师要求大家抄写最高指示,
还没来得及学‘日月星辰’,
美好的小学生活就突然变味了。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

他考上了西安矿院学院地质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煤科院西安分院,
就这样当了十年的地质工程师,
可他喜欢舞文弄墨,唐诗宋词,

1982年,他开始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诗歌、

散文、小说、杂文、译文,

其中多篇获奖,尤其是他的散文,

曾创下《读者》转载之最,

他也随之被媒体誉为“岭南才子”。


1992年,他南下深圳,

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

香港《凤凰周刊》主编,

出版过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

代表作都曾入围全国畅销书排行榜。



然而在从事媒体工作的过程中,

随着接触人的增多,

以及对中国文字的深入挖掘,

他越发感到,

复原历史真相责任的重大和艰难


他曾接触过一拨,

热爱田野调查的朋友,

席间听到中国远征军的壮烈故事,
他悲从中来,当即拍桌发誓:
对于逝去的历史,
最好的纪录是影像,
我以后一定要拍个纪录片,

还原真相还远征军的尊严。


在他看来,一段鲜活的影像,

胜过万千白纸黑字,

而他绝不仅仅是说说的,更是这么干的,

他竟毅然决然地辞去,

《凤凰周刊》主编的高薪职位,

开始投身于中国真实纪录片的制作。



众所周知,

拍纪录片周期长,回报低,

是个极有可能赔本的买卖,

可他却乐于去做,去挑战。

他说:如果我不去拍,

很多老人和事件,

就会被岁月湮没。


2007年,

为了拍摄《远征军》,

寻找活着的老兵,他去了云南。

闲暇时,他还四处在街头,

搜寻当年的书籍报刊。

而当他在一个旧货市场淘书时,
发现了几册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



再仔细一看,他大吃一惊,

课本的编者,

竟然是蔡元培、叶圣陶等大家。

黄昏,小城客栈,

他忍不住捧起老课本,细细品读。


他突然发现了这片土地上,

遗存的童年美好,

同行一位做纪检工作的大哥,

也被他津津有味的样子吸引过来。

他俩不由自主地,一课一课地朗诵起来,

读后,那大哥感叹道:

范本啊!

民国教育,真是育人的教育。



这一篇,叶圣陶编文,丰子恺插图:

“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

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

最后一句,一个逆转,

末一只羊突然,

就像一位哲学家、艺术家,

淌着民国的审美和情趣。



这一篇里,老先生穿着长袍,

拉着二胡,悠然自得,

孩子们唱歌是见嘴不见眼,

窗外的柳树已经发芽了。

再看标题是“乡村音乐课”,

这就是民国具有的乡村气。



“竹几上,有针、

有线、有尺、有剪刀,

我母亲,坐几前,
取针穿线,为我缝衣。”
寥寥数语,全是白描,

但慈母手中线的唐诗意境,

却翩然跃于纸上。



“小弟弟,在母怀,见姊来,

伸手向姊,姊抱弟弟,窗前徐步”

手足之间的情谊简单而质朴,

民国老课本总是这么温暖,

其实原本也不需太多的说教。

民国年间,兵荒马乱,

但教育未废止,

上有信念,下有常识,

小学课本者,二者于一身。

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


看了这些民国老课本,

你就能感觉到,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

教育虽然没有现在这般普及,

很多人可能只上过几年小学,

但他们所受的这种人伦、三观的教育,

一辈子都够用了。



用最简洁的语言,

展现了最有画面感的童真之美,

穿越百年岁月,

品读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老课文,

让人觉得感动而温馨。


而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

这些民国老课本,

都是在最刻苦的环境下完成的。

当时,一二八事变,

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

包括宝山路的总管理处、

编译所、印刷厂全中弹起火,

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

商务印书馆仍坚持将课本赶印出来,

他觉得这些课本,

是史上最简朴,却又最悲壮的课本。


一次偶然的相遇,

让他就此跟民国老课本,

结下了一生的牵绊,

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了,

收藏中国老课本的之路。



北京潘家园、西安朱雀路,
深圳新秀村、广州珠海中路,
纽约的唐人街、巴黎的旧书市场,
都成了他流连淘书的宝地。
为了搜集民国老课本,
他甚至专门几次去台湾,
几年下来,他收获颇丰,
一共收集了千余册民国老课本。


有好友生动地描述他买老课本的场景:

经常强买强卖,

对着人家标好价的货品,

他会比划出自己认同的价,

讨价还价,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

他强行将货品抱在身上,

然后说yes,yes,yes,

拿了就跑,弄得店家只能边笑边成交。

这是‘臭名昭著’的‘邓式土匪式买卖’。



但他绝不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才如此拼命般乐此不疲去收藏的,

他说:我是想让现在的孩子们,

也能感受到母语的温润,

那些老课本就像一面镜子,

照着我们现在的不足和不甘。


而越对民国老课本了解,

他就越是对之着迷。

他发现,编写这些小学课本的,

竟然都是蔡元培、张元济、

陶行知、沈颐等一流大家,

他们怀抱着为民族未来谋福祉的愿景,

专心致志为小学生们编撰了这些课本。


辛亥革命后很多学者志士,

就已重视到中华复兴一定要从教育,

而且是最基础的小学教育着手。

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大家,

尽心竭力用方块汉字,

传达着这世上最美好的人文情感,

既有东方的传统内容,

又有西方的先进理念。



为了让课本既有工具性,

又兼具人文性、文学性,
既承袭传统文化的风骨,
又带有面向世界的开明,
大学者们可谓绞尽了脑汁,

共同讨论,反复修改,

常为一字,费事恒至一二日。


有次大学者们在编撰一课时,

为用“来来来,来上学”,

还是用“去去去,去上学”而争论不休。

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
小孩不易学,应改成“去”。
但又有人反驳说“去字太俚”,不庄重,

几天争执,最后出现在,

课本上的还是“来来来,来上学”。

每本书,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大学者编小课本,

平实简洁敦厚的文字,

如同蹲下来,

看着孩子们的眼睛去说话的先生,

这样的课本,

怎能不叫孩子们喜爱?


他将这段历史称为“最近的春秋”。

可以和两千多年前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相提并论。



研究这些民国老课本后,

他开始给报刊撰写一些阅读体会,

没想到这一写,竟炸锅了。

《读者》、《读库》等报刊,

纷纷为他开辟了专栏。



而后他更是将,

自己收藏的课本集结成书。

这一页书的字缺了几个,
就从别处挖过来。
这一页书的图比较模糊,
就使用电脑来修复。
…………

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他杂取各种民国老课本之精华,

终于汇编成一本书。



他掀起了一股,

重读老课本的阅读热潮。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啊!”

这样给他反馈的读者不计其数。

台湾作家张晓风与席慕容,

过去与他素不相识,

可张晓风在大陆书市,

一口气买了10多本,

回台送给文化界的友人,

席慕容也特别为此书发表,

〈民国初年的奇书〉一文。



随着对老课本,

和民国文化书报刊的深入挖掘,

他又从这背后选择了,

蔡元培、胡适、马相伯、

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

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

陈寅恪十位大家,

打算拍成十集纪录片《先生》。



每次谈起民国先生的家国情怀,

他屡屡感同身受红了眼眶:

所谓先生,那是一种,

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

是‘授人以鱼’,

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取向。


先生是正能量,

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可他却要穷极所能的去寻找他们,

他无论拍哪位先生,

都会付出百分百的力气,

都要尽力去他的家乡,

走他走过的路,

大量采访他的后代、学生、

学者、传记作家等等。


但重走先生之路,

不乏失落与伤感。

经常当他刚采访完时,

他就收到噩耗,

又有几位知悉民国先生的老人去世了。


这更让他感觉到,

留下先生的背影,

必须争分夺秒。



终于,他的纪录片成功问世,

他让这些大家先生们走进了当下人的视线,

为当今的中国教育,

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

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

范仲淹先生的长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同时他还出版了同名书,

并延伸扩展出多个城市的,

《先生回来》巡回展,

将老课本、民国书报刊、先生融为一体,

全面展示给当今世人。

巡回展览所到之处,人潮涌动反响强烈。



陈丹青曾高呼:

先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他却坚定地相信:

先生就是总会回来,

哪怕是蹒跚地回来,

踉跄着回来。



2013年9月,

他又作为制片人拍摄了纪录片,

《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

《盗火者》的制作团队,

走访了中国30多所大中小学,

采访了50多位一线教师,

访问了20多名教育学者,

以影像介入中国教育的现实。


书籍《盗火者》的序言中,

陈丹青毫不留情地以悲观论调谈教育:

“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

学者朱学勤也坦言,

作为教师,如果珍惜三尺讲台,

“课堂上的氛围,

也许就跟隔壁的教室不一样了”。

而他也并不掩饰自己的悲伤,他说:

制作这部纪录片及其衍生的这本书,

都不是喜悦的过程,

今日中国教育之疮痍,前所未见,

以纪录片的形式,

把当下教育之现状呈现于人,

只求唤醒人心。



如今的他仍然走在,

抢救中华教育文化的路上,

他说自己是双重性格,

在两条道上游走。

他是“土匪”,

但他不像匪,更像个“侠”:

好打抱不平,又极为性情,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他是那么地特立独行。


他好喝上两口,酒桌上兴致来了,

话匣子也就打开,收都收不住了,

会即兴的吟诗唱歌。

他的泪点极低,自己做的纪录片,

全部都烂熟于心了,但每次重看,

还会在屏幕前稀里哗啦地掉眼泪,

他爱打抱不平,开车上路,

旁边一辆面包车向外,

抛了个空塑料瓶,

他下车把瓶子捡起来,

就给人家扔回去,对方纳闷:

“我扔个瓶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又往外扔,他就又下车捡,

再给人家扔回去,三番两次,

最后,对方怒了,

直接把瓶子砸过来,关窗走人。


可他做纪录片更是遭到,

许多人的反对,为市场考虑,

要删掉片里的一些内容,

可他却坚决不删。


他对旧物的固执和迷恋,

都是为了回归,

教育回归教育,

历史回归历史,

常识回归常识。

所以,

尽管自己越来越穷,

他却仍然伏案疾笔,弓背弯腰,

栉风沐雨,废寝忘食,

依然背负着文字的行囊,

在还原真实的征途上踏实地行走着。


稍得闲暇,他一定会去,

旧书市场四下搜寻民国老课本。

那些搜集来的老课本,

几乎堆满了他书房的每个角落,

夜深人静时,

他常常为先生们吟诵,与先生们畅谈。

他的理想只有一个:

重回民国,因放不下良善美育,

重编旧书,只为了让先生归来!



他始终相信:

教育是一项很美很温暖的大业,

它朝向人生命的内里,

成为知冷暖的皮肤,

识明暗的眼睛,

辨善恶的心灵。


从一名地质工程师到杂志主编,

再到纪录片制作人,

他以文字影像立心,

揭示和匡正即将被淹没的史实,

关切当今中国时代洪流中,

飘零的弱势群体,与同道一起,

守护着中国教育的初心。


因为在中国只有,

教育的提升才是大提升,

心智的驰骋当为大驰骋。

汉字如石粒,磨砺搭配,

联起就是一串项链珠玑。

那一摞摞民国旧书,

从先生们的手中穿越故去的历史,

带着全新的期盼,

更凝成了重塑未来的希望和力量!


心之悲悯,情之热烈,

他这位中国教育的真正侠客,

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致敬!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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